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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吗?

时间:2020-01-25

中共中央提议在2013年初发展“家庭农场”。从那以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他们中的主流意见特别强调促进家庭农场的规模和促进土地的大规模流通,希望同时提高劳动力和土地生产率。“家庭农场”的口号是来自美国的一种修辞,其背后是美国农业的想象。

美国式的工业化农业模式将把许多农民转变成农业雇员,减少农业就业机会,最终消除中国的农村社区。这是一条既违背中国历史又违背中国现实的道路。然而,在过去30年中出现的中国“小而精”的农业现代化模式,是维持一个真正适度的小家庭农场、提供更多农业就业机会、并可能逐步稳定和重建农村社区的一条道路。未来,它更有可能成为一条“小而精”的绿色农业道路,收入更高,为人们提供健康的食品。

1。农业现代化历史上的两大模式:多土地、多人口、少土地。

农业经济学家速水优将鹤张杨和他的合作者弗农鲁坦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进行了大量的计量经济学研究,利用数据来比较世界上一些重要国家农业现代化的不同历史经验。他们收集和计算的数据包括关于人地关系和本文主题的现代化模式的数据。用小麦当量比较了1880-1970年近一个世纪单位面积和单位劳动产量的演变,计算了不同单位劳动的拖拉机用量和单位面积肥料用量。为了更清楚地强调这些数据的理论含义,在讨论英国、丹麦、法国、德国和印度的数据以及输入作者添加的中国数据之前,讨论将集中在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比较。

表1 1880 ~ 1970年七个东西方国家和中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人地关系和生产技术的演变

显然,美国的经验代表了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从劳动力与土地的协调角度来看,美国模式相对“粗放”,单位劳动力的土地多,单位面积的劳动力少,因此单位劳动力产出相对较高,但单位土地产出相对较低。我称这种农业及其现代化道路为“大而粗糙”的种植模式。

另一方面,日本代表着一种相对人口多而人口少的模式。日本的模式是相对“劳动密集型”,因此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出相对较高,但单位劳动力的产出相对较低,因为人均土地较少。这是一种“小而精”的农业现代化模式。

在现代农业的“资本”投资中,我们还需要明确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投资。第一种是机械,主要是拖拉机(可称为“机械资本”),这是推动劳动力通过规模增加人均产出的关键因素。

至于中国,它的起点与日本相似,但进入现代比日本要求更高。当然,如果差距大于美国,它节约土地的动机只会比日本更强。

第二种现代农业投入是化肥,它与机械的性质有些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土壤肥力。此外,它的使用也与劳动力投入有关:例如,每种作物可以根据机器或自动化更广泛地应用,但也可以更精确地用手或与机器结合使用。它只能施肥一次,但也可以施肥两三次。同时,不同的作物需要不同量的肥料。

在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解释一个人们经常忽视的事实。正如经济史理论家安托尼格利(E . AnthonyWrigley)解释的那样,农业最终是一种依赖“有机能源”的生产,这不同于使用“无机矿物基能源”的现代工业“工业”。充其量,劳动力可以用动物的力量将投入生产的能量扩大到八倍,但这远远低于矿工一年挖掘200吨煤所能产生的能量。(箭牌,1988: 77)在这里,我们需要补充的是“土壤肥力”,这个概念和术语来源于中国厚重的农学传统,也主要依赖于有机能源。即使有了机械、化肥和科学选种的帮助,单位土地面积的生产力仍然会受到土壤肥力的限制,其可能的增加也是相对有限的,这是无法与机械能相比的。因此,考虑到人地比,农业生产的可能扩张相对有限,这与无机能源的机械生产大相径庭。与工业相比,农业更受人地比自然资源禀赋的制约,不可能突破工业那样的制约。这是农业和工业之间的一个基本区别,但是今天的经济学家通常倾向于将“无机能源”机器时代的经济理论无差别地应用于农业。农业在机器时代被广泛理解和分析为一个“产业”,认为它可以像在机械世界一样大规模扩大产量,几乎没有限制。(更详细的讨论见黄宗智,待出版:第一卷,三卷的“总序”。)

事实上,在机器时代,人力和土壤肥力远不能与拖拉机或汽车相提并论,后者是以100或数百马力计算的。美国使用拖拉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模式,虽然可以克服人力的限制,却无法克服“土壤肥力”的限制,因为作物生产是生物生产,最多只能达到几倍的增长率(例如,使用更多的肥料,或者从一种作物到两种作物,一年三种作物),这与使用无机能源的现代工业大不相同。美国农业的单位劳动产量是日本的10倍(今天的单位劳动产量比中国的33,354倍高几百倍,这将在后面讨论)。它不仅依赖于机器,还依赖于大量的土地,这些土地更重要、更基本,达到了日本和中国目前无法想象的由每一个劳动力耕种的土地面积。没有像美国那样相对禀赋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任何有劳动力的拖拉机都无法达到与美国相同的劳动生产率。(详细论证见黄宗智,待出版:第一卷,三卷《总序》。最后,人地比资源禀赋及其制约因素是农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所有这一切背后的基本原因是,我们不能把机器时代使用无机能源的工业和以前机器时代使用有机能源的农业混为一谈。后者的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地关系以及人力和土壤肥力的自然限制,基本上是自然条件。它的劳动力可能相对稀缺,也可能相对过剩和多余,而不是像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那样假设所有生产要素都稀缺,然后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最优配置。农业中人与土地的关系基本上是由给定的自然条件决定的,而不是由市场机制的分配决定的。它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与现代经济理论的起始前提大不相同。

由于人地关系的决定性作用,农业经济史显示的不是现代经济理论所设想的单一发展模式,而是由于人地关系的资源禀赋不同而产生的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当然,机器时代的拖拉机已经将可能的人力扩张了33,354人。例如,在美国高度机械化的农业中,工人可以耕种数千亩土地。然而,这种扩张的先决条件是该地区人口更少,这对于人口更多、人口更少的中国来说是不可能的。我们绝不能把经济学的理论建设错在这种模式上

上述事实和原则实际上是常识性的理解。然而,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霸权话语的支配下(详见黄宗智,2012a:61-65-65,68-70),人们普遍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一门相对“硬”的科学,认为它超出了普通人的理解。为了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专家当然也特别提倡这种观点。因此,在科学话语力量的压迫下,许多人认为经济不能用常识现实主义来评价,而必须由专家来讨论和解释。殊不知,所谓的专家们的理解被不切实际的抽象形式理论深深地支配着,他们把经济想象成一种(工业)经济,在世界各地遵循着相同的基本逻辑,并且普遍忽视了农业最基本的常识和真理。今天,这种态度和误解有着深远的影响,并且已经存在于我们的潜意识中。这是中国人普遍认为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必须像美国那样是一条大规模的道路的主要原因。

2。误导美国的“模式”中国以前模仿苏联,走上了错误的农业发展道路。尽管集体化的社会团体和团队组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特别是在社区水利、卫生、教育、社会团体和团队产业),但它们确实抑制了农民的创新,扼杀了市场力量。在“大跃进”时期,人们更受越大越好的错误观念的影响。在当今市场导向的社会中,中国已经放弃了以往过分强调规划和监管的理解和做法。然而,它很可能再次犯类似的错误。由于过分模仿某一模式和过分依赖某一理论,中国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即被认为是当今最“先进”的美国“模式”及其“普遍的”经济“科学”。

例如,国家在过去几年里大力支持“龙头企业”。这样的政策错误地认为,中国必须模仿美国的先例,依靠大型农业产业公司和大规模经营来促进中国农业,基本上忽视了近年来农业经济发展最重要、最真实的推动力,即“小而精”的小家庭的“新农业”。事实上,即使名义上的大型农业企业也大多采用与小型家庭农场签订购买协议或合同的经营模式(可称为“[订单农业”),见张,2008,2013,这基本上仍然是以“小而精”的小型农场为主要生产单位的模式。这是因为小型家庭农场的国内劳动力仍然比雇员经营的劳动力更便宜、更有效率(将在下文进一步讨论)。事实上,“龙头企业”提供的越来越重要的是纵向加工和销售链,而不是横向简单的大规模农业生产就业。然而,关键的弱点是大部分市场收入被分配给商业资本,而不是农民。

在国家政策偏向“龙头企业”的情况下,通过合作社为“小而精”农业提供生产和营销纵向一体化的另一种可能方式没有得到适当支持。至于合作社,中国政府过去的所作所为要么是过度监管,要么是过度放纵,而真正需要的政策是政府引导和投资资源的合作社,但农民为了自身利益而参与和主导。这是日本和台湾农业开创的先例。他们的出发点是日本统治下的基层政府农业管理制度。此后,在美国的统治(或决定性影响)下,基层政府通过农民合作组织走上了逐步民主化的道路。因此,基层政府逐渐将其权力和农业资源让与农民为了自身利益而组织的农民协会,从而推动了农民协会的发展,推动了农村治理的民主化,最终推动了整个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这是历史条件巧合造成的偶然结果,但这是中国今天应该自觉模仿的模式。

2013年2月,十八届中央一号文件(以下简称“中央一号文件”)呼吁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地方政府纷纷做出回应,媒体也进行了大量宣传。其中,关键的想法是克服被认为效率低下的小农场,进行大规模和鼓励土地流转。他们中的许多人显然想模仿美国农业的发展模式。农业部甚至将“家庭农场”定义为拥有100多亩土地的“大型”农场。其基本意图是积极支持这些大型农场,并将其视为未来的发展模式。这种想法背后的主导思想显然是将大型农场视为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道路,忽视了“小而精”的中国农业的基本逻辑。按照以前倾向于“龙头企业”的想法,打算利用这种大型农场来促进农业现代化。它背后的图片是美国模式。因此,它选择的“家庭农场”口号也是美国农业的口号,而不是中国自己的小农经济。

在这里,让我们首先解释一下,美国农业和所谓的“家庭农场”口号不是一回事。过去一般意义上主要是家庭农场,即主要依靠自己劳动力的农场,但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依靠机械资本和劳动力的大型企业农场所取代。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美国农业总产值的一半是由最大的2%的农场和73%的“大农场”生产的,这些农场占所有农场的9%,平均10,000亩。(2)(美国农业部,2005年:图3和图5)美国共有200万农场雇用60万至80万农业工人(具有美国公民身份或长期居留身份),外加100万至200万来自墨西哥和其他地区移民工人的农业短期/季节性工人。

美国文化和历史确实非常认同“家庭农场”,并将它们视为美国“民族性”的主要代表和象征,但在实际经济史中,“家庭农场”早已被大型企业农场所取代。今天,“家庭农场”在美国是虚构多于现实,文化幻想多于经济现实的象征。在中国最近的讨论中被广泛引用的《大西洋月刊》(大西洋月刊)2012年7月/8月号发表了一篇题为《家庭农场的胜利》的文章。引用的孤立例子“家庭农场”实际上是一个高度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农场,拥有亩(5600英亩)可耕地。它有三名全职工人,一名是农民经营者,两名是全职工人,雇用临时季节性短期工人。它是一家高度资本化、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农业公司。事实上,它根本不应该被视为一个“家庭农场”。

但是在美国农业部的统计中,“家庭农场”的定义是经营者和他的家庭(血亲或姻亲)拥有一半以上的农场。对中国读者来说,这是一个误导性的定义。对国内外大多数农业研究者来说,家庭农场通常被定义为主要依靠自己劳动的农场。即使在“家庭农场”的新口号下,中国农业部调查中的定义仍然是,只有那些主要依靠自己劳动的人才可以被称为家庭农场。(《农业部:家庭农场认定标准扶持政策制定工作启动》,2013)根据这一定义,美国大多数所谓的“家庭农场”不再是家庭农场,而只能被称为“部分产权归家庭所有的企业农场”。美国农业部的研究声称,今天96%的美国农场是家庭农场,使用的是上述定义,而不是普遍理解的定义。(美国农业部,2013: 47)这本身表明美国农业模式不适用于中国。

两国所谓的“大”农场根本不是一回事。如上所述,美国的农业经营领域与中国大不相同。美国农业部定义的“大农场”的平均面积为10,000亩(1,676英亩),而中国农业部定义的大家庭农场的平均面积为100亩。两者在规模上的不同理念和演变可以以美国使用的农业机械为例:1970年,美国使用的可耕地和播种机每天可以种植240亩土地,2005年,美国广泛使用的机械每天可以种植2520亩土地,2010年甚至会达到5670亩,是1970年使用的机械的24倍。农业机械可以达到的最新最大价格

美国大型农场的基本模式是大型谷物农场。2007年,“农田作物”(包括棉花、干草、烟草等。除谷物外)仍占美国总播种面积([收获英亩)的96.4%。这一事实与其农业的基本特征密切相关:正因为其土地资源(相对于农业劳动力)特别丰富,其农业现代化主要体现在机械的大规模使用上,而最适合机械化的农业是“大而粗”的大田谷物种植。它可以依靠上述大型拖拉机、播种机、联合收割机、自动浇水施肥和农药除草。关键的经济逻辑是通过机器和杀虫剂节省(相对)昂贵的劳动力,尽可能多地使用机器和杀虫剂,尽可能少地使用劳动力。这正是上面《大西洋月刊》引用的“典型”模式。秘密是新大陆的“独特”土地资源。这种农业是其大部分农业的主体,其源头是上述农业现代化的“大而粗”主导模式。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农业就是谷物农业。它还有剩余的3.6%可耕地用于种植高价值作物:主要是蔬菜、瓜果、坚果和花卉。这些可以说是美国(相对而言)“小而精”的农业。它们是相对劳动密集型(和[非机械型)的资本密集型农业。这部分农业不能主要依靠机械,必须用一定比例的体力劳动来收割、采摘水果、水、施肥和施用农药。对于劳动力相对稀缺(昂贵)的美国来说,它无法独自满足这种劳动力需求。这是美国每年雇佣一到两百万移民季节工和移民工人的主要原因,其中包括很大比例的所谓“非法”移民。

美国移民政策长期以来关注的是禁止非法移民,而不仅仅是问题。历史上,加州依赖廉价的外国劳动力,首先是19世纪的中国人,然后是20世纪初的日本人,最后是墨西哥人,包括大部分所谓的“非法”移民。一方面,许多美国人反对允许非法入境,认为这将有损于美国公民的就业;另一方面,农业企业(和建筑业)需要廉价劳动力来支持它们。因此,无论如何表达其政策,在实践中,对非法入境的控制是宽松和严密的。长期以来,“非法”劳动力的广泛使用一直是美国农业(和建筑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关键是实际需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高价值农业。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使用3.6%土地的高价值农业产值,在2007年占美国农业总产值的36.8%。

这些高价值农产品的产值比总播种面积的比例高十倍。然而,它在耕地面积中所占的份额仍然只有3.6%。这一事实本身显示了美国丰富土地资源的特点:其农业结构不是由节约土地的考虑,而是由节约劳动力的考虑所主导。换句话说,它最关心的不是单位土地产量的最大化,而是单位劳动产量的最大化。尽管每单位面积大田作物的产值不到其播种面积的一半(63.2%对96.4%),但它仍然是美国的主要农业形式,占高价值农产品种植面积的27倍。相比之下,今天中国的粮食种植比例已经下降到总播种面积的56%。谷物的产值仅占农业总产值的15%左右,而谷物以外的高价值农产品已经占85%。(高原黄宗智,2014:表2)换句话说,中国农业的主导逻辑与美国的完全相反:它是单位土地产出的最大化,而不是单位劳动力产出的最大化。这是农业现代化的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美国的粮食生产主要依赖机械“大而粗”的农业,而少量高价值作物的生产依赖于廉价移民工人相对“小而精”的生产。在后一种情况下,即使是小规模的(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力)真正的家庭农场也通常雇佣季节性移民工人。规模越大,员工就越多(但这方面没有系统的数据,因为雇佣“非法”移民是法律灰色地带之间的一种行为,不容易统计)。根据登记册上的官方记录,“小农场”(不到300亩)在高价值农产品中雇用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投入的比例较低(7% ~ 24%),而600亩以上雇用的劳动力更多,达到(登记劳动力的)一半以上,加上季节性临时工。至于粮食农场,即使是大型农场也只雇用20%(小麦)到36%(大豆)的注册劳动力,外加季节性临时工。

对于人口多、人口少的中国农业,美国两种有代表性的农业模式都不适用。美国丰富的粮食种植土地资源和使用机械资本几乎完全取代劳动力是不可模仿的。其高价值农产品所依赖的外国移民和非法劳动力也令人不快。中国农业没有如此丰富的土地资源,也没有如此廉价的外国劳动力。中国的家庭农场可以从本地和海外(而不是从国外)雇佣一些更便宜的短期工人,但不可能雇佣与美国相同类型的劳动力,而美国的劳动力与其本国公民完全不同,也不可能雇佣与本国农业工人几乎相同数量的外国工人。因此,美国模式不符合中国的现实。

即使是今天中国高度机械化的田间农业,其机械化自动化水平仍与美国基本不同。中国的机械化仅限于取代更昂贵的主要劳动力,而没有进入更廉价(对家庭友好)的辅助劳动力的生产。事实上,它仍然与上述美国真正面向企业、完全机械化自动化的大型农场大相径庭。事实上,即使中国的机械化田间农业在今天的管理中仍然主要依靠人工操作,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资本劳动密集型”农业。

许多中国人对模仿美国模式的误解和幻想不是基于美国的实际农业历史和现实,而是基于被误解的经济理论。许多人认为,在市场机制下的资源配置,经济将达到最佳规模,这体现在大公司和农场的规模经济。因此,中国政府的政策必须向龙头企业和大型“大型”家庭农场倾斜。其他人将农场规模与建立私有财产权联系起来,并在更大范围内促进土地转让。最终,他想模仿的是想象中的美国模式,他错误地将这个形象描述为“家庭农场”

今天需要国家支持的重点农业课题,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可能成为1000亩以上美国式的大型公司和大型企业“家庭农场”,而是首先是一个中国式的“小而精”家庭农场,目前有几亩到十亩以上,几十亩,而且是真正的(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力)。在生产高附加值的新型农业如拱形大棚/温室蔬菜、水果和秸秆种植中,从几亩土地到十亩以上的土地(农场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力)一直是适度规模的,也是过去30年“隐性农业革命”的主要生产主体。此外,在低附加值的粮食种植中,拥有几十亩到几百亩土地的半机械化、自动化、半家庭式的劳动力农场已经处于中等规模。今天是这样,近期和中期也将是这样。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适度规模”和“规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适度规模”主要是针对我国在“多民少地”的基本国情下,农业“过度密集”和农民就业不足的问题。它指的是“过度致密化”(即不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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